2月11日，攜程集團在港交所公告了一項重要的人事變動：百度集團提名的董事何俊杰辭任，由百度執行副總裁羅戎接任。這一變動看似是正常的高管輪換，但背后卻折射出攜程在業務模式、市場競爭和內部治理上的深層次問題。盡管攜程近年來在旅游市場復蘇中取得了亮眼的財務表現，但其核心競爭力和長期發展潛力卻備受質疑。此次人事變動，究竟是攜程變革的契機，還是其沉疴難愈的又一注腳？
人事變動背后的戰略焦慮? 高毛利率背后的隱憂
何俊杰的離職和羅戎的上任，表面上是百度基于自身業務布局和人才戰略的調整，但實際上也反映了攜程在戰略協同和業務創新上的乏力。何俊杰在任期間，曾推動百度與攜程在流量資源、AI技術應用等方面的合作，試圖為攜程注入新的增長動力。然而，這些努力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攜程依賴傳統旅游業務的商業模式。
羅戎的加入，或許會為攜程帶來更多的財務管理和戰略投資經驗，但問題在于，攜程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財務上的精打細算，而是業務模式上的根本性創新。在旅游行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，攜程依然停留在“流量變現”的舊有邏輯中，缺乏對用戶需求變化的深刻洞察和主動應對。
攜程2024年前三季度的凈利潤超過150億元，毛利率高達82%，這一數據看似令人艷羨，實則暗藏危機。高毛利率的背后，是攜程對市場復蘇紅利的依賴，而非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。疫情后旅游需求的爆發性增長，為攜程帶來了短期業績的飆升，但這種增長是否可持續，卻是一個巨大的問號。
攜程的商業模式本質上是一種“中間商賺差價”的模式，其核心競爭力在于對供應鏈資源的掌控和流量變現的能力。然而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和用戶需求的多元化，這種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顯。特別是在直播、短視頻等新興渠道的沖擊下，攜程的傳統優勢正在被逐漸削弱。
被動應對市場變化的困境? 口碑危機與用戶信任的流失
攜程在面對市場變化時的被動姿態，是其業務模式僵化的集中體現。2023年第一季度，攜程在“報復性”消費需求的推動下，營業成本、研發費用、銷售費用和行政費用均大幅上漲。然而，這種投入并未帶來實質性的創新，反而暴露了攜程在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上的不足。
2024年第三季度，攜程的運營成本、研發費用和銷售費用依然保持增長，但研發投入的增速卻明顯放緩。這表明，攜程并未將AI技術等創新手段作為核心戰略，而是繼續依賴傳統的營銷手段來維持市場份額。這種“順風仗”式的增長模式，顯然無法應對市場變化的長期挑戰。
攜程的口碑問題，一直是其發展道路上的絆腳石。從捆綁銷售、大數據殺熟到系統故障，攜程屢次因損害用戶權益而陷入輿論漩渦。即便在2023年，攜程依然因擅自改價、金融產品不當流程等問題遭到用戶投訴。這些事件不僅損害了攜程的品牌形象，也動搖了用戶對其的信任。
攜程的主要用戶群體是高學歷、高收入的商務人士，這一群體對服務質量和用戶體驗有著極高的要求。然而，攜程在服務體驗上的屢次失誤，卻與其目標用戶的需求背道而馳。如果攜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，其用戶流失的風險將日益加劇。
羅戎的加入，或許會為攜程帶來更多的財務資源和戰略支持，但問題在于，攜程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財務上的精打細算，而是業務模式上的根本性創新。在旅游行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，攜程依然停留在“流量變現”的舊有邏輯中，缺乏對用戶需求變化的深刻洞察和主動應對。
如果攜程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被動應對市場變化的姿態，不能真正將技術創新和用戶體驗作為核心戰略，那么無論高層人事如何變動，其業務模式的困境都難以破解。此次人事變動，或許只是攜程在困境中的又一次掙扎，而非真正的變革契機。
攜程的未來，何去何從？
攜程的高層人事變動，表面上是一次普通的調整，實則折射出其在業務模式、市場競爭和內部治理上的深層次問題。盡管攜程在旅游市場復蘇中取得了短期業績的增長，但其核心競爭力和長期發展潛力卻備受質疑。如果攜程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依賴傳統旅游業務的商業模式，不能真正將技術創新和用戶體驗作為核心戰略，那么無論高層人事如何變動，其未來的道路都將充滿挑戰。
日此次人事變動，究竟是攜程變革的契機，還是其沉疴難愈的又一注腳？答案或許只能由時間來揭曉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攜程若不能主動求變，其未來的命運將更加撲朔迷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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